当急救人员进入伦敦巴特西的一处公寓住宅时，41岁的英国社会学家杰森·阿尔戴已失去反应，随后被当场宣布死亡。伦敦警察厅调查后称，其死亡“出乎意料”，但目前没有他杀可疑迹象，案件将交由验尸官处理。
阿尔戴在死亡的9天前，刚刚辞去剑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和耶稣学院院士职务。截至目前，警方和验尸官尚未公布具体死因，但基本可以确定，阿尔戴是选择以某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起发生在8月中旬的意外死亡案件，迅速把一场学术诚信争议变成英国社会关于种族、媒体和大学治理的激烈争论。当地时间8月17日晚，反种族主义团体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组织悼念活动，主办方称约3万人参加。两天后，一份要求调查媒体对阿尔戴“围猎”的请愿已经获得超过10万签名。一场关于“这名教授究竟有没有学术问题”的争论，由此被另一个更加沉重的问题覆盖：英国社会究竟怎样把一名大学教授变成了一场文化战争的公共靶子？
当地时间2026年8月16日，英国剑桥，学生和教职工在参议院大楼外悼念阿尔戴。图/视觉中国
“飞得离太阳太近”
阿尔戴的履历极具传奇色彩。1985年，他出生于伦敦南部克拉珀姆一个加纳移民家庭，父亲是厨师，母亲是精神健康护士。按他本人长期讲述，幼年时因自闭症和发育迟缓长期无法正常说话，少年时期才逐渐具备语言能力，18岁左右掌握读写。中学毕业时，他仅取得两门GCSE（英国的中等教育会考）资格，后来进入默顿学院学习，在教师帮助下补足基础教育，随后完成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业，并曾担任中学体育教师，最终进入大学任教。童年生活和母亲参与反种族主义运动的经历，也成为他日后研究种族、教育不平等和社会流动的重要背景。
一个出身于南伦敦工薪家庭的非洲裔，克服神经发育障碍，最终获得英国最古老、最顶尖大学教授席位的故事，很快被媒体塑造成英国高等教育多元化的标志。《卫报》称他为“超级明星学者”，《每日电讯报》则称他是剑桥的“多元化海报男孩”。进入剑桥短短两年，阿尔戴曾三度以嘉宾身份参加BBC节目《劳拉·库恩斯伯格的周日》，这是很多英国顶级政客和名流都无法企及的成就。
但阿尔戴的麻烦也恰恰从这个过于耀眼的故事开始。
此前已有学者质疑他2015年在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存在大段文字与既有研究相似。该校调查结论是没有构成抄袭，认为部分问题可能属于“诚实且合理的错误”。剑桥最初也强力支持阿尔戴，称相关攻击是一场试图损害其信誉的“恶毒抹黑”。
今年7月，事情急剧升级。曾在剑桥工作的美国哲学研究者内森·科夫纳斯使用查重软件重新分析阿尔戴的论文。《每日电讯报》报道称，科夫纳斯发现其博士论文中有100多处段落与研究者Paula Zwozdiak-Myers早六年完成的论文相同或高度相似。与此同时，阿尔戴过去发表的论文、学术任职、慈善募款和耐力跑经历开始被逐项翻出。他曾公开说自己20年间参与筹得约500万英镑善款，也讲过“六天跑600英里”等经历，后来对部分说法做出修正。关于他童年“11岁前不会说话”“18岁前无法读写”的叙述，昔日同学也给出了互相矛盾的回忆。
其中一些问题涉及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规范，一些涉及履历和公众叙事的准确性，还有一些至今没有获得独立调查的最终结论。但舆论场显然没有太多耐心等待这些问题被逐项分类。8月5日，剑桥宣布收到有关阿尔戴学历和经历的“新信息”，启动新的调查；同一天，阿尔戴宣布从剑桥大学辞职。他承认自己犯过错误，但否认自己是“骗子”，称持续不断的指控、猜测和公开评论已经给自己和家人造成沉重影响。随后，剑桥又宣布将审查高级学术岗位的任命程序，副校长黛博拉·普伦蒂斯也将阿尔戴的教职任命形容为一次“异常”。
阿尔戴生前曾把自己的处境比作希腊神话中的伊卡洛斯。他说，自己一直想成为一个“飞得离太阳很近的人”，但有时也会怀疑是不是飞得太近。几周之后，这句话听来已经带上了令人不安的预言意味。
学术问题之外的“文化之争”
如果只看论文相似度，这原本可以是一宗由大学和学术共同体处理的研究诚信案件。阿尔戴之所以迅速占据英国全国新闻版面，与另一个背景分不开：在2023年走进剑桥的那一刻起，他便已经被推到英国“多元、平等与包容”（DEI）争论的最前排。
最先把新一轮指控推入公共视野的科夫纳斯，本身就是欧美学术圈种族争论中的争议人物。他自称“种族现实主义者”，也曾公开写道，如果真正按照他理解的“绩效原则”运行，哈佛大学将几乎没有非洲裔教授。一名研究种族不平等、被媒体长期视为DEI成功案例的英国非洲裔教授阿尔戴，与一名公开质疑种族多元化政策的美国学者科夫纳斯，开始了正面碰撞。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尔戴的支持者从一开始便怀疑，“查论文”只是工具。支持他的公开信将事件形容为针对一名成功非洲裔学者的有组织攻击。阿尔戴死亡后，《卫报》评论员休·缪尔给出了一个相当值得注意的判断：围绕阿尔戴确实存在右翼“猎巫”，但与此同时，对阿尔戴的学术经历和发表也理应进行正当的调查。
早在科夫纳斯介入之前，《泰晤士高等教育》记者杰克·格罗夫已经独立调查阿尔戴的论文，并向剑桥和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提交了大量材料。《卫报》采访的一些非洲裔学者也认为，现有证据至少构成了需要认真回答的问题。换言之，把所有质疑都归结为种族主义，并不能解释已经出现的文本证据。学术诚信不能因为提出问题的人的政治立场令人反感，就自动失去讨论资格。
反过来，如果把整个事件压缩成一句“DEI教授被揭穿”，同样省略了太多东西。
剑桥校长克里斯·史密斯勋爵在阿尔戴死后提出两个原则：可信的抄袭指控应当得到严格调查，同时不能让案件演变成针对多元化的“种族主义狂欢”。英国前内政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本人是英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外交大臣，他将相当一部分责任指向大学，认为一些高校把阿尔戴这样的任命当成可以对外展示的“战绩”，却没有做好相应的背景核查和保护。
两种说法其实指向同一个制度困境。当大学主动把某一名少数族裔学者包装成进步的象征时，他的个人成败便很容易被外界解释为整套多元化政策的成败。对于支持DEI的人而言，批评阿尔戴可能意味着给反对者递刀子；对于反对DEI的人而言，发现阿尔戴的一处问题，则似乎足以证明整个大学系统已经为了政治正确牺牲学术标准。而阿尔戴这个具体的人，在双方的撕裂化叙事中就逐渐消失了。
阿尔戴死亡后，这种撕裂就变得更加情绪化。他的家人称，他三年多来持续遭受骚扰和攻击。伦敦市长萨迪克·汗指责称，这些都是针对阿尔戴的“公开追猎”。特拉法加广场的鲜花和数万人的悼念表明，许多英国人看到的是一名被公共羞辱不断追逐的学者。而另一部分声音则坚持，真正的失败首先发生在大学内部：如果任命、论文审查和投诉程序早一点可靠运转，很多问题根本不必在全国媒体上接受审判。
人人都能“查论文”之后
阿尔戴事件还有一个更值得学术界警惕的维度。虽然质疑者表示，发现其论文相似段落的关键工具是传统的文本比对、查重软件以及人工核查。但当前人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飞速发展呈现出的趋势已经十分清楚：全球各地的学术审查都正在从少数编辑、同行评议者和大学委员会掌握的专业能力，转化为普通网民、政治活动人士和自媒体也能发动的低成本行动。
今天，一篇几十年前的论文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全文检索，查重功能已经能够让研究机构把文本与庞大的学术全文和网络内容进行比对。大语言模型又进一步降低了资料整理的技术门槛：普通人不用掌握高深的学术能力，不需要搞懂论文到底写了些什么，也可以借助AI设计检索路径、整理一个学者数十年的公开履历、比对不同采访中的说法，再把最可疑的部分交给搜索引擎和原始文献复核。过去需要大学研究人员耗费数周甚至数月才能完成的背景调查，如今一个有时间、有动机的普通人在很短时间内已经可以完成相当一部分。
正面看，这当然扩大了问责范围。学术论文不会因为发表多年便天然获得“遗忘权”，名校和明星学者也越来越难依靠机构声望隔绝外部审视。但与此同时，技术也赋予了公众一种新的权力：选择性审计。
客观上，没有任何社会能够做到把所有教授几十年的全部论文重新检查一遍。现实中真正被机器反复扫描的，往往是从象牙塔走入公众舆论场，甚至已经成为符号的人。左派活动人士可以系统检查右翼学者，反DEI组织也可以集中审查研究种族、性别和殖民问题的教授。只要检索成本持续下降，这种文化之争很容易形成一套新的操作流程：先确定值得攻击的对象，再进入其学术档案寻找能够成为热点的瑕疵。
阿尔戴生前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变化。今年4月，他在英国社会学会会议上专门谈到美国大学正在发生的现象：政治活动人士系统检索非洲裔学者的旧论文，寻找引文错误和文本重合，然后交由媒体和政治人物继续放大。不幸的是，短短几个月后，这种事情就落到了他自己身上。
更麻烦的地方在于，机器给出的结果可能出错，但极容易被无暇深究的公众当成最终判决。《泰晤士报》在阿尔戴辞职之后，把他的辞职信分别送入四种AI文本检测工具，也能得到从68%到100%不等的“AI生成概率”。这种荒谬结论恰好暴露了问题：算法能够提供线索，却还远远没有资格充当法官。研究和出版伦理机构也一再提醒，AI文本识别工具存在误判，单纯依靠检测分数无法可靠证明一段文字究竟由谁创作。
阿尔戴的死亡，提醒全球各地的学术机构需要在高级职位任命之前完成更扎实的核查，对学术不端建立独立、透明并且有明确时限的程序。媒体也需要对论文证据、履历疑点与私人生活划出边界，避免为了持续制造热点而把一个人的每一句旧话都包装成新“罪证”。同样的标准还应尽可能适用于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族裔和不同研究领域。只有如此，技术带来的监督才不会逐渐变成身份政治的武器。
作者：曲蕃夫
编辑：徐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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